在《经济评论》2000年第二期撰文认为：改革开放以来的20年，是中国企业向“国际惯例”看齐、在管理上发生了一系列革命性变化的20年。然而，从今天的时点上回首这段不算短暂的历程，人们也会不无遗憾地发现，20年来中国管理模式在整体取向上存在着很大偏差，我们原本可以通过“管理”取得更大的成绩，但是我们未能采用一种定向准确的管理模式，并为此付出了不可小视的代价。
20世纪80年代的非理性管理：在西方是顺理成章，在中国则是盲目效颦。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西方管理出现理性管理与非理性管理相融合的新走势，而中国管理仍然在非理性管理的轨道上继续前行。
说中国管理20年来都热衷于非理性主义，可以分两个阶段谈：80年代是以心理学方法为基础的行为科学高潮迭起，几乎引起国人的顶礼膜拜。一时间，全国各省市，包括一些大型企业相继成立行为科学学会，梅奥比泰罗不知要吃香多少倍。进入90年代后，企业文化成为新热点，写文章，出专著，办刊物，成立研究会，召开研讨会，理论界与企业界注意力全部集中于企业文化，似乎只有“文化”能够救企业，而全然不顾西方管理的新动向，也不顾中国企业管理真正需要的是什么。
长达20年的非理性取向给中国管理的理论研究与实际操作都带来了很大的负面影响。在理论界，议“软”管理门庭若市，谈“硬”管理冷冷清清，许多人把标准化管理、成本控制等视为陈词滥调，不屑作深入的研究。在企业界，热心于在文化管理方面摆花架子，而不愿意在网络计划、质量监控等方面花大气力，长期讲“向管理要效益”，其实总是不得要领。实话实说，中国管理的大方向确有必要进行大的调适。现阶段的中国需要这样一种管理模式：在理性管理与非理性管理的兼容并蓄中，使理性管理居于主导地位。
西方管理的非理性主义选择有着相应的社会文化环境：现代西方企业的工人不再是简单的体力劳动者，他们厌烦枯燥单调的操作程序，渴望人际交往，追求自我价值的实现。而处于“一体化”国际环境中的中国文化，不可避免地要受到西方现代文化的影响，从而使得中国传统文化环境下“以人为中心”的管理模式加入一些现代西方管理的非理性色彩。从这一点出发，中国管理关起门来，采用“科学管理上路后再实行‘人本主义’感情管理”的分阶段战略是不现实的。因此，科学的选择只能是理性管理与非理性管理的并行——并不是二者只可挑一，而是二者兼容并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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